美的缘构而现，决定了汉字象形蕴势的天性。象形、指示、形声、会意、通假……，赋予汉字独特的音形图景能指魅力。
汉字从山日间迸裂，隐含着汉语言自发的体认，从甲骨而显的汉字，经钟鼎、篆、隶、魏碑、楷、宋而行而草。形体结构的嬗变，丝毫不影响汉字取法自然、相形而生、相机而动的天性。
这种天性的独到之处在于，思性结构于汉字书写中，并使之势行氤氲，如诗之意，悟之语，潜在着言所未能言者的博大胸怀。
右军书，畅舒行云；欧颜柳赵，酣畅苍劲；张旭狂放恣肆，怀素奔放有节。在此种重叠起伏中，我们读到翟鑫先生的字。
翟氏之字，如倔柳扶风，神得意满。工拙相间，润瘦相形，张驰有度，以画入字，意蕴字外，似移山造势，现金戈之鸣，含蕴着“诗向画中求”的气韵，而又作为程式的范本，印合着汉字符号之标的物而启承转合。
先生书法，喷薄着移山造势的气魄。汉字之美在于它的能指蕴涵，凡赋形结构，皆有摹造的意趣，观先生的《松鹤延年》，如画的自然现象被作者巧妙地带入书写，那“松”字的“木”旁，如孤松挺立，“鹤”蕴千羽，形如枯松立鹤，实为鹤翔九天；“延”之空与“年”之枯笔自成一格，而又与前两者交相辉映，相辅相成，尤其体现在收“年”字与“松”字赋声部“公”尾处时不经意的枯笔呼应，隐蕴着空极而生的道境。字中有画，字中有诗，气韵盎然，感造化之美，悟天地玄机，实属难得。
先生书法，又张扬着金戈相鸣的灵动，带给人错落有致的韵律感。运笔抒放，落墨沛然，字里行间浩荡着激越的动感空间，回荡着金戈相击的鸣响，如先生作品《松竹梅》，笔锋顿挫，“松”韵枝，“竹”寓节，“梅”落花，象形赋意，而形现其间，构意间奔行着自由、生活的畅快，将人生感悟接入书法流动之中，可谓气势恢弘，神思清远。
先生书法，抛开布局谋篇的规制，蕴伏着人之所“思”。思者，非思维、思绪、思想之思，而近于可观可感而不可说之思，自思而思起之思。正如海德格尔之思，现思而思非思也，思若能敞开并被表述，便不再为思了，“思”能为潜行而思。先生的书法，并未现思的体式，却凝铸着思的领悟，思的慧根。如他的《礼之用，和为贵》，其意蕴以枯线趋构，墨分五彩的酝酿，令动静止于结构，而墨色呈现之外的空间，派生着书法者知觉体验的豁达与凝重——那里潜藏着对生命体悟高远的凝视，对人第一天性的回返。
笔者尤为持重先生的草书，由结构中取意，线形蓬勃而张，凝重苍远，练达的凝思从中浮现，此一显现，非由实入虚，以能见者照应形蕴；而由虚见实，蕴势于空，勃然待发，豁然而出。从无序中求有序，以有序朝向本原的无序。这也就从汉字书法的规制中，辟开了思的湍急之道：无法有为。
由此维度观先生书法，又彰显着时间的厚度，有法而无法，以无“联”而“联”，《易》初而“交”。如先生所书《有约》，颜氏的“（）”型与柳氏的“）︳”型，被书写者不经意地幻化其中，并构成与书法者意向相关的潜在联系，该联系在结构中仅以或然性持留，联系并非书者本意，拓开内容与形式的草率，能悟之真意自显于这种关联之中。如此可见翟氏书法之一斑。
汉字书法，流淌着生命原初的感验，趋于节，发于现，沉于美。节者，节制，有度，必工于冷静，倘能无极而造，蓄势待发，顺势而为，趋向“思”的到场，而非法度的节制，想必更为可观。
翟鑫先生以他慧悟的书法艺术向着自身实现。艺术，从不与思相对，而与思相关，在此种关联中又呈现自身。人的难能可贵在于，发现并趋构此种关联的无限性，向思而建，使“人”永恒……
